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，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。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逐步显现，供给和需求不平衡、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凸显，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，需要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，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，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，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再配置，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。

一、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（一）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

一是“住”“行”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。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，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。根据国际经验，这个阶段“住”“行”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，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、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，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。

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，居民对产品的品质、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，多样化、个性化、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，对消费需求增长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大幅提升。

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。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、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，旅游、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。

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向中高端迈进。对研发、设计、标准、供应链管理、营销网络、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（二）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

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。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，产能利用率偏低。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2000年以来首次下降，水泥产量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，发电量也出现1978年以来首次零增长。

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。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，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，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电饭锅、马桶盖、奶粉、药品、牙膏等日常用品的现象，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。

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。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，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粘性和迟滞，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、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转移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。

（三）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

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，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，多样化、个性化、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，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。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，注重短期调控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，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的趋势。

当前，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，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推进资产重组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，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，才能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，重塑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二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背景

（一）困境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

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，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、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，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，提振市场信心。但从实际效果看，全球经济复苏迟缓，市场需求持续低迷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，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。

可见，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，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的冲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增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。

（二）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改革提出紧迫要求

过去一个时期，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，东亚国家是主要的产品生产基地，中东、拉美、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。国际金融危机后，这种“大三角”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。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，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，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；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，着力延伸产业链，提升产品附加值；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，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。

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，跨境资本重新配置，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，提升分工位势，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。

（三）加快改革是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关键

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，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，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。2015年我国占全球商品贸易出口总额的13.2%，比入世前的2000年提高9.3个百分点。

但也要看到，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，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，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，面临“前有围堵、后有追兵”的双重挤压态势。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，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，提升国际竞争力，由以往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、技术、品牌和服务竞争，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。

三、推进供给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

（一）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

产能过剩、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。2015年底，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%左右，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，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；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.2亿平方米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尤其是三、四线城市库存压力更大。

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、土地、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，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入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，从低效率领域流入到高效率领域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。去产能、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，提高经济行效率的根本举措。

（二）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

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。2015年我国出境1.2亿人次，境外消费达到1.5万亿元，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，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，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。

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，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高供给的适应性，增强我国产品吸引力，提升有效供给能力。

（三）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

当前，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；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“旋转门”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；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；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、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，促使消费者“用脚投票”，转向境外消费市场；知识产权保护不力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。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，才能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、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，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。

四、推进供给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

（一）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

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，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。供需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匹配就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。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。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，重在引导市场预期。

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，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，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可以改善市场预期，增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，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。

（二）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

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，债务风险和隐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集中释放，需要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“稳定器”作用，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，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。

当前，要把握好供给侧改革的时间窗口，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、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，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，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，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。

（三）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

当前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既要做减法，也要做加法，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新的平衡。比如，房地产“去库存”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，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，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，在消化库存的同时，也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。

“补短板”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，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。供给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，提升产品品质和质量，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。

五、推进供给侧改革要立足当前，着眼长远

（一）供给侧改革要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

由于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，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，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，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，企业利润大幅下降，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。

与此同时，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，特别是三、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尤为突出，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。通过“去产能”，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，促进企业优胜劣汰，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，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。

通过“去库存”，减少资金无效占用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，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，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、关联度高、带动力强的作用，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。

（二）供给侧改革要着力于防范和化解风险

当前，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，非金融类企业债务规模已超过GDP的120%，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，资金链紧张，违约风险上升。供给侧改革，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“僵尸企业”和不良债务，加快资产重组，提高资产收益率，改善资产质量，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和拖延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“降成本”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，降低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，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。

（三）供给侧改革要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

供给侧改革不仅要做“减法”，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，还要做好“加法”“乘法”和“除法”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。

做“加法”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领域，使新的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。

做“乘法”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，加大研发投入力度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，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。

做“除法”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，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，增强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；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，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，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。

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，为新常态下“怎么干”指明了方向。

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，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，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“十三五”良好开局，保持中高速增长，迈向中高端水平，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。

本文节选自《重构新平衡：宏观经济形势展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》，王一鸣、陈昌盛 等著，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出版。